滕 泰/文

受疫情影響，2022年中國經濟增速大概率在3.5%以下，低于年初確定的5.5%的增長目標，考慮到每降低一個百分點的GDP都對應著上萬億的經濟增加值縮水、數萬億的經濟活動消失、上千萬人的就業(yè)崗位損失，當前的包含農民工的實際失業(yè)率恐怕要比城鎮(zhèn)調查失業(yè)率更嚴重一些。經歷了三年疫情沖擊后，盡快提振中國經濟已經成為當務之急。展望2023年，不同的疫情放開速度、不同的穩(wěn)增長力度，分別對應著中國經濟有三種情形，最終那種情形成為現實，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策的選擇。

2023年中國經濟增長目標的三種情形

2023年中國經濟的能夠實現什么樣的目標，關鍵在于兩個方面的變量，一是疫情防控放松的快慢，二是穩(wěn)增長政策的力度與結構。

第一種情形，疫情管控放開的速度快、經濟總量政策足夠寬松。如果具備這兩個條件，那么明年的GDP增速達到6%以上?？紤]到2022年經濟基數比較低，且房地產投資嚴重負增長，明年只要穩(wěn)住地產，疫情管控放松使消費恢復，再加上寬松的貨幣和財政政策，比如大幅降準、降息，財政政策給老百姓發(fā)錢刺激消費，那么經濟增速很輕松就可以實現6%的目標。

第二種情形，疫情管控放開的速度快、經濟總量政策足夠寬松的這兩個條件，只滿足其中一個。也就是說，疫情管控放松的足夠快，但是貨幣寬松的力度不夠大，財政政策仍然只重投資、輕消費；或者反過來，貨幣寬松的力度夠大，降息、降準，且財政政策注重刺激消費，但是疫情傳播出現了反復，造成管控政策回擺，那明年中國GDP的增速也可達到5%以上。

第三種情形，是疫情管控放開的速度快、且經濟總量政策足夠寬松的這兩個條件都不具備，比如疫情出現反復造成政策出現回擺，貨幣總量既沒有大幅降準，也沒有大幅降息，財政政策也不注重穩(wěn)消費，那可能明年的經濟目標就很難確定，確定了也很難實現。

以上三種情形，哪個概率大呢？

從當前的疫情放開速度看，比較樂觀的預期，到明年春季三、四月份社會經濟和生活秩序大概率恢復正常?，F在很多投資者都知道經濟很差，企業(yè)家也比較悲觀，但是站在這樣一個關鍵時間窗口，一個新的政治周期的開始，同時也是一個新的經濟政策周期的開始，明年經濟的實際情況可能比預期好，有正的預期差。

如果疫情管控放開速度不夠快，或一開始放松很快，之后一旦感染人數上千萬或上億時出現回擺，或者穩(wěn)增長的政策還是老一套，降息、降準有決策障礙，給老百姓發(fā)錢或發(fā)消費券也有障礙，那么在2022年低基數的基礎上，只要地產投資能夠穩(wěn)住，消費有一定程度的復蘇，實現5%的目標的概率也是很大的。

會不會由于疫情放松速度不確定，政策寬松力度也不夠大，所以干脆不制定經濟增長目標呢？其實這些年一直有學者呼吁不要制定年度經濟增長目標，但是這種情況從來沒有實現過。如果往年都有目標，明年沒增長目標，那也不利于引導預期。

三種情形比較，中間情形的概率會大一點。如果說要達到6%以上，首先要排除疫情傳播速度太快造成政策回擺的情況，其次要貨幣總量寬松作為必要條件?，F實中，恐怕降息、量化寬松、給老百姓發(fā)錢穩(wěn)消費等，在決策觀念上的障礙難以很快消除，所以明年的經濟總量目標大概率會定一個相對比較適度、經過努力有希望實現的，這也比較符合我國的決策習慣。從這個角度來講，經濟增長目標定在5%以上、不超過5.5%的概率會大一點，既比較穩(wěn)妥、實現的概率也比較大，也有利于引導預期。

當然，全年經濟增長目標的最后決定和公布要在明年3月份政府工作報告中，還有兩三個月可以觀察、調整。

2023年貨幣政策應更寬松

考慮到短期中國并沒有任何通脹的壓力，為了提振經濟、緩解就業(yè)壓力，中國貨幣政策應明確從現在的穩(wěn)健貨幣政策轉向寬松貨幣政策，并大幅降息來擴大內需。

首先，利息是全社會企業(yè)平均利潤率的一部分，而疫情沖擊以來，社會平均利潤率在大幅的下降的情況下，還想享受高利率，這怎么可能？而中國的銀行理財產品，利率超過3%以上的還很多。這些年，中國央行執(zhí)行的其實是中性的貨幣政策，即使2020年面對疫情的嚴重沖擊，美國、歐洲等國家降息到了零利率、負利率，中國也沒有大幅降息，只是通過公開市場操作階段性引導利率小幅下行。

展望2023年，中國經濟穩(wěn)增長的壓力很大，但是財政政策資源該用的差不多都用了，經濟卻依然在下行，這時候貨幣政策就不得不寬松了。然而，中國的貨幣政策近幾年受到計劃經濟思想的影響，在總量上有些自縛手腳，常常在追求類似“滴灌”的精準投放效果，希望合理的引導貨幣流向、讓貨幣按照決策部門期待的方式流向小微企業(yè)、民營企業(yè)——而在實踐中，這種理想的情況從來就沒有實現過。如果決策部門不放棄貨幣投放的結構主義思想，期望大規(guī)模的量寬或降息就不現實。

不過，中國經濟的客觀情況既需要降息和寬松，也應該降息和寬松。比如，中國經濟短期并沒有嚴重的通脹風險，生產者價格指數（PPI）未來一年可能都是負的，也就是工業(yè)通縮，不僅大部分工業(yè)產品是過剩的，服務業(yè)也是過剩的。今年消費者價格指數（CPI）大概率在2.1%左右，而明年的CPI趨向1%；當前的核心CPI是0.6%，明年更低。這些物價指標都是典型的通縮特征，再加上前所未有的經濟下行壓力和失業(yè)壓力，任何市場經濟國家面臨這種指標組合，逆周期的貨幣政策都會降息、量化寬松。

所以，不降息、不寬松不是經濟不需要，而是我們決策觀念自縛手腳。不過，相對寬松的貨幣政策也已經在路上，不久前銀行準備金率下調了0.25個百分，LPR引導利率下行也在慢慢進行，只是力度不夠，對穩(wěn)增長的效果也不明顯。

當然，降息還涉及到房地產問題、股市泡沫問題、人民幣匯率問題等等，但是當前中國房地產的主要矛盾不是防泡沫，而是防止房價過快下跌引發(fā)系統(tǒng)性風險；中國股市的主要問題也不是防泡沫，而是防止長期低迷；美元加息放緩，人民幣匯率短期已經沒有貶值壓力……在綜合考慮房價、股市、匯率、物價、經濟增長等各方面需要，中國的貨幣政策2023年的確應該大幅降息、更加寬松。

財政政策應轉向穩(wěn)消費

為了盡快提振經濟、增加就業(yè)，2023年的財政政策仍需保持適當的赤字規(guī)模，但是從結構上則應該從過度刺激投資，更多地轉向穩(wěn)消費。

為什么呢？首先是繼續(xù)擴大投資效率很低，預算安排落不了地。2021年以來，中央給地方的專項債額度用不完，很多地方已經沒有合適的基本建設項目，繼續(xù)違背規(guī)律擴大投資，就會造成很多低效、虧損的項目。在很多省份，一塊錢的固定資產投資還產生不了一塊錢的GDP,財政投資的乘數小于1；而同樣一塊錢如果用來刺激消費，其乘數效應是投資的3到5倍。

疫情爆發(fā)之前，消費對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已經達到65%，投資的重要性相對下降。但是疫情一爆發(fā)，我們就習慣性的去擴大基建投資，結果2020年疫情那一年，投資對GDP的貢獻就上漲到91%，消費是負的貢獻，這種對經濟增長動力結構的扭曲是非常嚴重的，所以到2021年這種增長模式就難以持續(xù)了。正常情況下，假設穩(wěn)增長的財政資金安排跟經濟增長的動力結構相吻合，那65%應該用來穩(wěn)消費，剩下的用來穩(wěn)投資，但實際上我們百分之百的穩(wěn)增長預算全是用來擴大基本建設投資，穩(wěn)消費的資金安排預算幾乎是零，這與“充分發(fā)揮消費的基礎作用和投資的關鍵作用”也是不匹配的。

中國過去這么多年投資的投資率都在40%左右。2021年，我們GDP的總量是114萬億人民幣，固定資產投資總額是55萬億人民幣，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比重是48%，比歐洲、美國20%~25%的投資率相比高出了一倍以上，跟印度27%相比也高出了20個點，這顯然是不可持續(xù)的。

但是，在中國要克服過度投資的體制性頑疾，面臨很大挑戰(zhàn)。雖然幾萬億的基本建設投資的決策在中國很容易通過，但是如果提出拿三萬億、五萬億給老百姓發(fā)錢、發(fā)消費券，那是很難通過的。傳統(tǒng)決策觀念認為，給老百姓發(fā)錢是“打水漂”，認為修成樓、修成橋、修成路才看得見、摸得著，才叫穩(wěn)增長。甚至即便表面上認識到了消費的重要性，也還是要打著穩(wěn)消費的旗號去促生產，比如政府指定哪些產品的消費，對產品發(fā)消費補貼——這其實還是重生產、輕消費，結果必然造成更嚴重的生產過剩和需求不足。

所以，2023年的財政政策，不但應該從擴大投資更多地轉向穩(wěn)消費，而且如果補貼消費，就必須要從收入端著手，就像歐洲、美國等那樣直接給老百姓發(fā)消費券、發(fā)錢，而不要總是從投資端和生產端發(fā)力。中國的經濟政策長期重投資、重生產、輕消費，結果造成消費增速下行、內需不足，而消費增速下行的根本原因則是居民收入增速下滑——老百姓沒錢怎么消費？所謂穩(wěn)消費的最有效辦法就是補貼收入，一次性發(fā)錢、發(fā)消費券可以，股市上漲帶來財產性收入增長也可以刺激消費，只有消費搞活了，內循環(huán)暢通了，中國經濟才能行穩(wěn)致遠。

（作者是萬博兄弟資產管理公司董事長、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院長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