申贖基金時，最常見到的費用之一就是前后端可能涉及的申贖手續(xù)費，例如A類份額一般申購和贖回時各收一次，C類份額多為贖回時收清(有時甚至免收)，它們都屬于這一范疇。不過很少有基民注意的是，除了申贖手續(xù)費之外，有些費用已經反映在了基金的日常運作之中，管理費正是其中之一。在很多情況下，不論基金投資是賺是賠，管理費都是按照基金資產的一定比例計提，最后按月從基金資產中直接扣收，某種程度上已成為了基金的“鐵飯碗”。

以權益類基金中規(guī)模較大的景順長城新興成長為例，根據(jù)2022年利潤表數(shù)據(jù)，該基金所支付的管理人報酬連續(xù)兩年都在7億元以上，但股票投資卻只有2021年盈利，2022年就虧損了5.82億元?？鄢粘＿\行費用，基金經理劉彥春以及管理人景順長城基金恐怕都是“旱澇保收”，至于2022年申購的不少基民則是“啞巴吃黃連”，有苦說不出了。

(來源：東財Choice數(shù)據(jù)，根據(jù)基金各年度財務報表生成，單位億人民幣)

基金表現(xiàn)不佳，基金公司卻賺得盆滿缽滿的情況下，基民要求降低甚至停收管理費的呼聲頗為高漲，隔壁招銀理財(招商銀行下屬理財子公司)一款新產品部分情況下免收管理費的消息也是傳得沸沸揚揚。但細究之后可以發(fā)現(xiàn)，“零元管理費”想在公募領域全面鋪開，難度不小。

“零元管理費”并非招銀專利

事實上，招銀理財附條件減收甚至免收管理費的做法并不新鮮，哪怕是在銀行理財子公司當中也是如此。

根據(jù)東財Choice的數(shù)據(jù)，按不同代碼計算，目前各銀行理財子公司存續(xù)或即將成立的2.85萬款理財產品當中，5754款產品明確約定了可實行浮動管理費的條件。在這當中，股份行以及城商行理財子似乎對浮動管理費產品頗感興趣，有6家機構該類產品的數(shù)量在500款以上，其中信銀理財更超過1100款。

具體來看，以工銀理財旗下即將成立的“工銀理財·鑫得利固定收益類封閉式(23GS2016)”產品為例，該產品共分A到E五類份額，在計提管理費時都采用了“低于年化收益率閾值(B份額為3.23%，其余為3.2%)時不收浮動管理費，超過部分計提一半”的策略。除此之外，信銀理財、寧銀理財?shù)葯C構在產品設計時也采用了類似的策略，但在計提時點等細節(jié)上略有不同。

少收錢不是“靈丹妙藥”

正如本文標題中所說，在銀行理財浮動管理費“愈卷愈烈”的情況下，公募基金確實會有壓力，因為此時他們不論是否放棄固定管理費的鐵飯碗，恐怕都是“心不甘情不愿”，在數(shù)據(jù)上自然也有反映。

同樣根據(jù)東財Choice的數(shù)據(jù)，按主代碼計算，包括券商大集合等類公募產品在內，全市場1.08萬款存續(xù)公募基金中，明確收取浮動管理費的只有23款。具體來看，在將各類份額規(guī)模合并后，這23款基金中有5款的規(guī)模低于2億元，其中3款甚至低于1億元，意味著浮動費率恐怕沒能起到攬客的作用。

不僅如此，在上述的23只基金當中，有10只年初至今的超額收益為負，其中金鷹的一只產品負超額收益甚至達到13%。如果將統(tǒng)計區(qū)間改為2022全年，情況將更加嚴重，因為23只基金幾乎“全軍覆沒”，僅有4只的超額收益為正。將這兩年的數(shù)據(jù)合并后可以發(fā)現(xiàn)，只有2只非權益類基金的超額收益連續(xù)2年為正，其中有1只還是貨幣基金。

按照基金的運行實務來說，它們和前文中的銀行理財產品類似，如果實行了浮動管理費，在計提時大多要滿足特定要求，例如收益高于某一閾值才可計提，上述超額收益數(shù)據(jù)意味著有些基金可能并不符合計提條件。

證券時報此前報道時曾引用天相投顧的說法指出，管理費在基金“四大費”(管理費、托管費、銷售服務費、交易費)當中占比最高，哪怕剔除尾隨傭金之后，2022年公募基金實際獲得的管理費仍在千億元以上。在小編看來，基金全行業(yè)若推廣浮動費率，其結果類似于要求母雞“不下蛋就不準吃飼料”，在市場整體表現(xiàn)不佳的情況下，收入大幅下降或成大概率事件，最終難免影響基金管理人的積極性。

機構觀點：“殺雞取卵”不可取

當然，從媒體報道中可以發(fā)現(xiàn)，對于全面減收甚至免收管理費，資管行業(yè)不乏保守聲音。針對招銀理財?shù)男庐a品，冠苕咨詢創(chuàng)始人周毅欽在接受界面新聞采訪時就直言，它們勇于突破傳統(tǒng)的行業(yè)模式，和客戶的利益高度捆綁，這一點值得點贊，但招銀理財敢于如此，是因為公司在機構管理費收入上已有安全墊，支撐它們在弱項權益類產品上有所突破，這意味著此舉未來可能不會擴大化。

至于公募行業(yè)減免管理費這一問題，界面新聞在另一篇采訪中引述某頭部公募人士的觀點指出，如此模式不可能大規(guī)模復制，因為市場萎靡時可能只有10%產品能獲得正收益，如果不收管理費，很多中小型公募可能撐不到兩三年就倒閉，這不利于行業(yè)的良性競爭。不僅如此，公募公司作為市場化的企業(yè)，收取的管理費包含了人力、硬件、軟件等各種成本的支出，尤其是投研團隊的培育。在這種情況下，一刀切要求“不賺錢不收管理費”，或許更多是情緒的發(fā)泄。

總結起來，在近兩年公募整體表現(xiàn)不佳，公募卻能旱澇保收的情況下，基民要求減收甚至免收管理費的呼聲確實有其存在的理由。但管理費的收取不可能單靠基民一方的說法來決定，還要視基金管理人的狀況而定。畢竟，管理人并非公益機構，它們也有盈利和運營的需要。